《21世纪金融资本论：投机资本的新理论》

        世界经济仍处于长期停滞阶段，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持续低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资本越来越多地驱动和决定着全球经济，如今全球经济在高水平的金融消费、投资和投机中运行。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债务突然上升，导致债务人无力偿还。尽管全球经济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崩溃的危机，但资产价格经历短缺之后，2020年再次上涨。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金融投资者再次转向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和垃圾债券，同时股票市场指数升至创纪录的最高水平。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许多机构基金再次投资高杠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央行向市场注入的资金，为金融资产价格增长提供的资金，远超过消费和投资。

        目前，由于债务比率已经很高，低息贷款政策只会继续加深资产和信贷危机。例如，高水平的市盈率、价格膨胀的住房资产和高收益率的公司债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可能出现新的上涨，为滞胀创造条件，同时供应部门预计会出现保护主义、进一步移民限制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等问题。

        如果未来几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央行可能不得不提高关键利率，随后会面临大规模债务危机的风险。但如果他们维持低息贷款政策，可能会出现滞胀，同时供应部门的问题也会继续存在。但即使他们维持第二种策略，债务危机也可能随之而来，因为发达经济体的私人债务可能会变得不可持续，而且私人债务相对于政府债券的利差可能也会扩大。高负债公司会宣告破产，紧随其后的是负债家庭以及影子银行和私人银行系统中的部分参与者。

        虚拟资本和投机资本（金融工具和支付承诺）从资本主义初期就开始萌芽，特别是考虑到公司原则上必须预先为资本家生产进行融资。因此，以未来生产的商品提供准保险的债务将自成一类。

        所以，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假设的那样，不应将资本理解为（绝对）正值。相反，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意的负（债务）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有利条件，就像彼得·鲁本（Peter Ruben）所解释的那样：资本或资本化是特殊的债务产生 。

        在许多情况下，除了大公司的自筹资金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利用信贷合同一次性启动。此外，资本主义企业将抵押未来商品的可能性意味着，即使在任何东西被生产并随后作为商品变现之前，企业产品（榨取产品剩余价值的权利）也可能是商品资本。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一种金融化的资本生产形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将他的著作命名为“资本论”，而不是“商品论”或“货币论”等。

        由于当今以贷款、债券、股票和衍生品形式存在的有息、虚拟和投机资本增长得更快，并且至少数量在名义上远超已定价的工商业资本，因此资产增长不能仅仅依靠“实体经济”的资本积累。相反，资产增长必须被假设为内生性，也就是说，一种用于资本构成的资本固有的金融力量，且对实体经济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如今，金融资本使用巨额贷款、虚拟资本和投机资本，以及其他具有高流动性、灵活性和可通约性的多种资本等价物。因此，它们处理的是特定形式的移动，这可能与时尚和营销行业没有很大区别。与经济体抽象财富相关的虚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增加，具体表现为企业总利润池中金融利润的比例不断上升。甚至衍生品所产生的利润也不能被视为普通意义上的虚拟利润，因为衍生品是以货币变现的。所以，它们拥有资本力量的所有特征，尤其是能够获得经济体中产生的抽象财富。尽管这些利润（股息、利息和盈利资产的变现）与工业生产和传统商品流通有关，但它们是由金融化过程自动指涉（auto-referentially）产生。然而，它们却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切实影响。

        现代金融体系是资本固有的社会关系。这包括通过将货币资本从萎缩的经济部门重投至扩张的经济部门来实现的资本倍增，以及金融体系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ly）产生利润，从而以一种全面但类似危机的方式确保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目前对于主要通过金融体系发挥作用的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永久性评估、评价和计算，对国民经济和整个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组织具有重大影响。它们进一步强化霸权资本主义倾向（在一个经济周期内）进入整个对立的社会经济领域。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n Veblen）、希法亭（Hilferding），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几种理论方法相悖。我们的理解也与后凯恩斯主义和加速主义等“异端”立场形成对比，但同时也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所反差。现代金融体系的出现在这里通常被理解为不切实际、过度膨胀和功能失调，甚至可能是对理想资本主义生产的扭曲。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观点。

        今天的金融市场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们可通过统计和任意权力技术评估经济参与者（企业、国家和家庭） 。另一方面，它们作为未来支付承诺资本化的一个例子，现在以光速在国际上交易。虽然“实体部门”的核算相对于过去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向未来的资本化（即计算或折现未来的预期支付流和承诺）成为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最关键的方法。通过这种体系，货币利润的实现要么以实物形式发生，要么至少通过融资发生。衍生品和所有其他独特的金融工具，必须被理解为获取利润的权力技术和新的投机资本形式，它们现在是在整个经济领域永久实现金融化的必要条件。它们引入了对当前具体风险形成的观点，并使风险相互通约。它们将具体风险的异质性简化为单一证券，即单一社会属性，也就是衍生品所体现的抽象风险必须始终以货币变现。

        因此，对金融体系的分析不应作为独立的金融部门或特定类型的制度化进行。相反，必须假定今天所有的大型资本主义公司无一例外都在开展关键金融业务。在《当代金融资本》中，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切斯奈（François Chesnais）将金融描述为一个高度互联和相互依存的大型企业集团，由大型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和投资基金、影子银行和中央银行、跨国工商公司和实力雄厚的批发商（组织层面）组成。随后，他指出了金融作为金融（finance qua finance）的不同：虚拟资本和衍生品的扩张过程，这些资本和衍生品由大型银行、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程序和功能层面）在金融市场上持有、安排和交易。近几十年来，关于数量、规模、资产负债表、业务量、相互关联程度、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权力地位等企业特征因素，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市场发生了重要变化。格拉特费尔德（Glattfelder）、维塔利（Vitali）和巴蒂斯通（Battiston）在分析中表明，目前有737家公司影响着全球约80%的市场，其中由147家企业组成的高度网络化的核心集团控制了近40%的市场。该网络集团几乎完全由英国和美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组成。在鼎盛时期，美国金融业创造了40%的国内企业利润，占美国股票市场价格的30%。复杂金融产品的买卖双方行为会产生大量信息差，金融产品会从中受益；而信息差反过来又被利用来降低总体资本成本。此外，股票回购和资本回流的做法导致股价上涨。2008年1月，美国多家大型公司使用40%的现金流回购了自己的股票。

        托尼·诺菲尔德（Tony Norfield）用“资本的中枢神经系统”来描述当前的金融体系，这个比喻准确表明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发展。如果资本本质上是一个被称为“总资本”的怪物，那么金融体系就是它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此外，兰迪·马丁（Randy Martin）强调在此背景下，金融体系贯穿马克思《资本论》所有三卷当中。它在生产/流通运动中发挥作用，并在预测风险作为资本再生产重要因素的相关后果需要中发挥作用。金融体系（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指涉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执行着（所有部门中的）企业的竞争、协调和监管。反过来，它们预先假定总资本是通过企业的真正竞争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不是一场芭蕾舞剧，而是一场战争。金融资本不断调节并引发所有企业的竞争——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医生为了恢复资本健康而去除的癌性溃疡。

        诺菲尔德认为，金融体系的运作绝不仅限于银行、投资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多重策略。相反，它们会影响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企业，因为工商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大量金融交易。因此，国际运营公司利用私人银行获取购买进口商品所需的货币，或将其出口交易的利润兑换成当地货币。公司在短期内向私人银行借款以确保其现金流，或取得长期贷款进行投资融资。他们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或股票，以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并使用衍生品来对冲限制其盈利能力的利率不利变动。例如，未决利息支付可以降低原材料、IT系统、建筑物、机械和劳动力的采购成本，以生产新产品并出售获利。此外，工业公司的净利润受到从货币对冲到利率风险等各种金融交易的影响。这主要发生在公司自行投资金融抵押品的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融资是资本大规模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