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收藏热”“博物馆热”“考古热”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各种文博类节目、文创IP层出不穷，许多考古遗迹的发掘进展受到全民关注，屡上“热搜”。我社即将出版的《中国近代考古学文献丛编》丛书，包括了近代中国的珍贵考古文献，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读者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考古的发展历程，提供较为完整的文献集成。

        近代中国的考古机构和考古学术团体的成立，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1922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成立，开启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百年辉煌历程。此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了考古教学和研究机构。专业性的考古教学研究机构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考古调查、考古发掘与考古研究等工作。一批批考古学者在考古实践中，不仅成功地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考古工作方法，还将这些展现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成果，以各种文献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为了真实地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部分考古成果，我们收集整理了对当代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及相关学科仍然有极大研究价值和文献价值的珍贵文献，结集出版《中国近代考古学文献丛编》丛书。

        本丛书分为三部，第一部为“考古史论”，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有关考古史学方面的著作。如1924年出版的《考古学零简》，对莫高窟石室、敦煌发现的唐朝通俗小说、后汉书像石等进行了研究阐释。1929年出版的德国人阿道夫·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撰写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一书，由郭沫若从日文翻译过来，是一部关于19世纪欧洲艺术品发掘历史的研究性著作。1930年出版的郑振铎所著《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是一部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重要遗址的发掘历程进行阐释的著作。此外，还包括1932年的《持志学院考古学小史讲义》、1933年出版的《考古学通论》、1935年出版的《东亚文明的曙光》和《考古发掘方法论》、1936年出版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和《古物研究》、1937年出版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和《中国考古学史》等。

        第二部为“考古现场”，是关于田野考古重大发现的出版成果，以及国外考古学者有关中国考古专著的译文。1925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了瑞典人安特生著、乐森璕翻译的《甘肃考古记》一书，该书是安特生在青海、甘肃等地的考古发掘及自己的研究成果。1926年考古学者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于1927年出版了此次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30年出版的《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1932年出版的《岐阳世家文物考述》和《中国西部考古记》、1935年出版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和《西京访古丛稿》、1936年出版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和《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都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田野考古成果。1933年至1936年，考古人员在浙江余杭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良渚遗址，他们将考古成果进行整理，于1937年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又于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考古工作异常艰难，田野考古受到极大冲击，但即使如此，考古学者依然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区进行了大量考古与发掘工作。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吴金鼎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之邀，与曾昭燏、王介忱在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境内，进行了大量田野考古与发掘，发现遗址38处，勘定古迹6处，发现南诏及之后的古墓17座。此后，三人共同完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并于1942年出版了该报告。1948年出版的《罗布淖尔考古记》，见证了北京大学学者黄文弼的考古传奇。黄文弼曾于20世纪20年代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他多次赴蒙古、新疆等地，深入吐鲁番、塔里木盆地、罗布淖尔等考古发掘，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展示了楼兰古国丰富而珍贵的考古资料。

        第三部为“考古学期刊”，收录1936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一至四册，登载了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董作宾的安阳侯家庄甲骨文考古报告、李济的小屯青铜器考古报告等数十篇文章。该刊图文并茂，既有考古发现的成果整理，也有大量的考古史论，对当代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百年风雨，见证初心。该丛书的出版既是向近代中国考古学人在考古道路上筚路蓝缕的致敬，也是勉励继来者，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书写更加绚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