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先生在1934年3月3日致罗曼·罗兰的信中，他向这位法国文学大师表达了一个中国青年的认知和感受。

信中所写诚恳而热烈，他写道，“大师关于三位伟大天才的杰出作品，已经哺育了万千年轻人。我在20岁时陷入精神危机，出发到法国。很快便投身夏多布里昂、卢梭和拉马丁之类作品中，变得罗曼蒂克，复又神经衰弱，再不知如何生活。去过一次瑞士旅行，另一次到布吕赫附近的圣安德列修院短住，都没能治好这种狂热。一个偶然机会读到大作《贝多芬传》，读罢尽情大哭，而我奇迹般霍然而愈。力量重生，一道神圣光芒自上照临。此事于我之情感生活至为重大，之后又再拜读《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经此个人经验，遂生迻译三书为中文之心愿，以期带给苦恼中青年有益的帮助，他们在中国的人数不比他国少。”

接着，他又写道，“大师当知中国人的心理特殊，道德取向与世界其他民族全然不同。生存已有四五千年，从不靠宗教支持。孔子教导中庸克己，遵礼守礼，尤其顺应天道。老子揭露文明假象，教导务须戒备假仁义。由于孔子教导，中国人和平生活，勤劳而知足，满足于耕作的微少所得。由于老子教导，个别贤人智士脱俗遁世，无比潇洒超然。从来没有人把严厉专横的宗教和全能上帝强加给我们，况且，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事情。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已经远去！西方文明之入侵推翻了一切。中华民族失去智慧的观念，再也不能像饱读孔子和老子的前贤那样，防范危险的狂热。也不能像欧洲伟大的基督教徒，投身狂热中，变得更强大，更完善，更纯洁。于是他们失却精神平衡，或者迷失在狂热中，变得浑浑噩噩，或者几乎麻木不仁，无所作为。面对这种精神状态，本人相信贝多芬以他的庄严脸孔，不可动摇的意志，永不干涸的勇气，是最好的启示导师。米开朗琪罗的性格与天才相比过于软弱，能让我们理解这种我们史上少见的悲剧命运。”